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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诗的特点
来源: 翔宇网 作者:陆鸣 发布时间:2018-10-01 22:17:32 点击数:1232次

论宋诗的特点

每当我们谈及宋代,在脑海中总会第一时间跳出宋词的说法,无他,词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十分兴盛。在宋词耀眼的光芒下,我们总会不经意间就忽视了宋诗,实际上宋诗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唐诗。本文就将以唐诗为参照,结合相关作品阐述宋诗的特点。

众所周知,诗歌在唐代时发展到了顶峰,紧承其后的宋诗必须走出唐诗的藩篱才能得到发展,可以说,宋诗以其别具一格的风格特征与唐诗形成了鲜明对照。钱钟书就曾在《谈艺录》中提出“诗分唐宋”的观点,提高了宋诗的地位。直到今天,宋诗仍为一部分人所忽视,只知唐诗,而不见宋诗。但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宋诗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理趣主义与唐诗一同在中国诗歌王国中齐头并进。

缪钺在《论宋诗》中写道:“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华茂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的点评更是成为经典:“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那么,宋诗与唐诗相比究竟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我读宋诗,觉得它与唐诗最大的不同便在于情感,宋诗具有议论、理性的特点。我们读唐诗的时候,几乎都能与诗人的情感进行直观的接触,或热情洋溢、积极向上,或低沉失落、凄怆悲伤,唐诗情感的表达让我们很容易感同身受,与他们一同感受当时的唐朝与自身的境遇。而读宋诗,很少能够见到这种情感的吐露,宋代的诗人们有着一种克制的冷静,文字中透着犀利的理智,他们不再以一种蓬勃的情感直面人生,而是将其转化,以议论、理性的方式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蕴于诗中,冷静的感悟着你。倘若将诗歌喻为人,我觉得唐诗必定是激情昂扬的少年,他的一切情感都可以那么直白的流露,宋诗则是老成持重的中年,他已经不再年轻,往往将感情埋藏于心中,以理取胜。我们看李白的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看杜甫的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看孟浩然的诗“日暮孤帆泊何处?天涯一望断人肠”(《送杜十四之江南》),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外露,极具感染力。再看宋诗,苏轼“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我们能够体会到诗人将哲理蕴于其中,以一种议论的方式叙来,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道理,形象地表达出个人的领悟。诗句虽然看似浅显易懂,但是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二者的区别正在于此,一个言辞丰腴,一个理智瘦劲。宋诗相比于唐诗,更重理智与思索,再比如同写庐山,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诗人展现的是景象壮观、气势豪放的庐山飞瀑图,苏轼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苏轼以景入理,与前者相比,此诗意义较深刻,以气骨见长。

其次,读宋诗,可以感受到它的散文化倾向,这也是严羽所指的“以文字为诗”,主要指把散文的一些章法、句式、字法等引入诗中。其实这一点是宋诗对唐诗的发展,唐代杜甫开始就有了“以文为诗”的倾向,如他的《北征》诗,到了白居易、韩愈手中有所发展。韩愈在《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的手法描写终南山的四季景色和山势,不仅在其中大发议论,且形式上与诗歌有所不同。宋诗中我们看欧阳修的《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正是学习韩愈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首诗过于倾向散文化,流露于直白,诗歌在意境上就显得稍逊一筹,而这一点不仅是欧阳修,很多宋诗同样具备这一点——以散文句法入诗,片面强调。宋代诗人在谋篇布局上借鉴散文的章法,将其程式化,这是宋诗过于追求“以文字为诗”的弊端,让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遭到损害,使诗歌缺少了意境的美妙。但其中也不乏成功之作,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就是代表。但是,散文化的倾向对宋诗总体而言是弊大于利,很多宋诗之所以不出名就在于过于强调章法,注重将自己的想法用规定的形式表现,难免在内涵上欠缺。同样,宋诗“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用典方面,这一点与唐诗相比也是十分明显的。其实用典古已有之,唐朝亦如是,只是到了宋朝,这种用典的风气更为明显严重。梅尧臣、欧阳修崇尚用典,黄庭坚更是以“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为圭臬。我们读宋诗可能就会觉得宋诗典故之多已经到了看不出诗人究竟要表达何种思想感情的地步,这一点是宋诗模仿学习李商隐的得与失——对仗工整,但是雕饰典故,无益于题意。我们看杨亿《泪》:“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公清晓玉壶欹。多情不待悲秋气,祇是伤春鬓已丝。”大量典故的运用,虽然声韵和谐,但是用典过多,且典故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就使得诗歌缺少情感上的张力,像我读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大的感受,很难将其与李商隐的诗等同。黄庭坚《寄黄几复》,同样每一句都用了典故,“治病不蕲三折肱”就是化用《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国语·晋语》“上医医国,其次救人”的典,但是这样的用典实际上造成了词意晦涩,这也是宋诗普遍情形,不能活用创新用典,将其堆砌排比。唐诗一样用典故,但效果比宋诗好得多,如杜牧《泊秦淮》中所写“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将陈后主的故事化用在诗中,相比前者读起来就觉得自然许多,这是唐诗用典的一个特点——形象而不露痕迹。

再者,读宋诗的时候,觉得宋诗不仅仅局限于上文所提到的特点。宋诗实际上比唐诗更加的趋近通俗化,更多出现的是贴近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如苏轼《秧马歌》对“秧马”这种农具的描述,再有《黄牛庙》“山下耕牛苦硗确,两角磨崖四蹄湿”,再有《辘轳歌》《无锡道中赋水车》,咏农具体现的是诗人与农民的贴近,是将自身融入到农民中去,体会农民的苦难,而唐代的诗中就比较少出现这类农具意向,因此说是对唐诗的突破。

同样,宋代的山水田园诗在我看来,是有很大成就的。诗人对这些景物的描写十分细致,精彩动人,富有趣味。我们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样一幅生动的鸭戏图,我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趣味,整首诗生机勃勃、春意浓郁,画面感十足,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是将田园风光与农民生活结合起来,其中有忧有喜,但是整体而言是和谐乐观的。我们再对比唐代的山水田园诗,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唐诗显然与宋诗是不同的,唐代的山水田园诗读来确实是情景交融,但是这景是大范围的,主人公也似乎有一种超脱的个性,宋诗则是着眼于局部,将瞬间的景色突出,比如杨万里《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是对转瞬即逝的瞬间的描写,再者宋诗的主体就是景色,主人公本体虽也在其中,但是被淡化了,甚至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但是诗中并不显现,一切都是景物,我们随着诗人对景物描写的变化而感受到他的情感。这正是宋诗与唐诗的区别所在。

总之,我们读诗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朝代或某一风格。宋诗与唐诗相比,显然是唐诗优于宋诗,宋诗显得有所不足,但是宋诗中亦不乏佳作,我们读它的时候可以先做一番选择,细读体会其中的奥妙。同样,宋诗本身具有的魅力特点,它所独有的理趣与智慧,让其在唐诗的天下中依然占据不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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